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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成果開發中心簡介

張曉晶:發達經濟體“新平庸”對我國影響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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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減速這樣的新常態相比,發達經濟體面臨的新情況是什么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將其概括為“新平庸”,其特征是一種持續的低經濟 增長和高失業率狀態,它影響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很多經濟體,而且“新平庸”還受到來自地緣政治因素以及各國央行不同步的貨幣政策威脅,全球政策制定者還面 臨金融危機遺留下來的高債務和高失業率等難題。
    經濟學家用“長期停滯”來描述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的新特征,其經濟增速由危機前的2.63%下降到了危機后的0.51%
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的種種表現,最能抓住其特征的表述,當屬“長期停滯”。這個由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重新闡發的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強烈關注和共鳴??唆敻衤?、斯蒂格利茨、布蘭查德等紛紛表示認同。
    “長 期停滯”一詞最初是在1938年大蕭條快結束的時候,由時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阿爾文?漢森所提出的。他指出,大蕭條也許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 沒有任何自然力量將推動經濟走向充分就業,會出現一個持續失業與經濟發展停滯時期。漢森認為,主要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過度儲蓄抑制了投資,進而使經濟出 現停滯不前的現象。薩默斯借用這一概念,用于描述金融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的新情況,這包括潛在增長率的下滑,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低通脹、低利率、全要素生產 率下降、債務不斷攀升等現象。
    首先是潛在增長率下滑。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危機前(1999~2007)年平均增速為3.89%,危 機后(2008~2013)為2.8%,下降了約1.1個百分點。同時,危機使得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更加嚴重,平均增速由危機前的2.63%下降到 0.51%。
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自2007年開始,美國的潛在增長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導致2014年的美國GDP水平較之2007年作出 的預測值低出近5個百分點。歐洲的狀況顯然比美國糟糕。據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顯示,1992~2007年,歐元區GDP實際年均增長率為 2.08%。而在危機開始的2008和2009兩年,其經濟就出現了較美國更大的衰退,年均增速為-2.03%。在此后的2010~2019年,歐元區經 濟雖然可能有所平穩,但年均增速僅為1.12%。低速增長成為常態。日本經濟經由安倍政府“三箭齊發”,其增長曾在2013年有所回頭。但是,由于造成其 增長頹勢的長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引鴆止渴的藥方(如人為造成通脹),其政府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勢將延續。
    其次是低 通脹率與低實際利率。美國與歐洲地區的經濟體都存在一個較低水平的通脹率,大約都在2%附近。美國實際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紀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 代的2%,21世紀實際利率只有1%,而從雷曼破產之后,美國實際利率水平只有大約-1%。歐洲地區的實際利率也從由20世紀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 21世紀初的負值。
    第三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1900~2012年,美國年均全要素生產率經歷了一個倒U型發展。在經歷了 1930~1970年的快速增長階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產率一直處于下降階段。而歐元區主要經濟體雖然各自的全要素生產率狀況不盡相同,但都處于 下降趨勢,并且歐元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明顯低于其它發達經濟體。
    第四是債務水平居高不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據,在2007至 2013年間,所有七國集團成員國的政府債務與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其中美國、歐元區、日本和發達經濟體整體的該項指標分別攀升了40、29、 60和33個百分點,這也導致了在危機后私人部門開始去杠桿的同時,經濟整體的杠桿率還在繼續上升,甚至在近年來增幅都未明顯回落。
    美國 聯邦政府的債務/GDP比率有攀升勢頭。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官方數據估計,未來美國的實際經濟增長將遠遠低于其預測的水平,稅收收入將放緩,這使得 2030年左右美國的聯邦債務與GDP的比率將達到近150%。據歐洲中央銀行相關數據,歐元區的債務/GDP比率同樣處于上升態勢。
    技術進步放緩、勞動人口減少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收入分配趨勢,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與社會活力
造成長期停滯的原因,可以從技術、人口與收入分配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 先是技術。無論是經濟增長理論還是實踐都表明,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在于技術進步。而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造成長期停滯的主因之一便是技術進步 的放緩。如據美國經濟學家戈登測算,美國全要素生產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歷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僅為0.5%,約為 1930~1980年間增速的1/3。另有研究顯示,歐洲、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自身的創新能力有限,而對美國的知識技術外溢依賴較高,所以也步美國后 塵,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程度不同的生產率增長減速。關于上述普遍的技術進步放緩的成因,戈登認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科技創新成果,如互聯網和個人電子 設備等對產出效率的提升作用,遠遠小于一個世紀前電力、內燃機和自來水系統的發明應用。
    其次是人口與勞動力市場。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預 期壽命提高、戰后嬰兒潮一代退出勞動市場等因素,新世紀以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歷了勞動力供給數量減少,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困境。如在1972至 1996年間,美國勞動參與率年均增長0.4個百分點。而在2007至2014年間,該指標年均下降0.8個百分點。僅這一變化就導致美國人均GDP增速 下降1.2個百分點。相對美國而言,歐洲、日本的勞動力供給狀況則更為悲觀。自1990年代以來,由于老齡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歐日兩大經濟體的勞動人口相 對比重下降的趨勢不僅更為明顯,且持續的時間遠較美國更長。
    與此同時,疲弱的經濟環境,則進一步削弱了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參與率。如經濟 學家愛德華?格萊澤基于美國的研究顯示,與衰退相關聯的失業并不會隨著經濟復蘇而完全恢復。人力資本將在失業中就此永久性的失去,勞動參與率也隨之降低。 此外,戰后以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迅速提高,其中所積累的大量人力資本支撐了戰后的經濟復蘇與繁榮。但約自1970年代始,進一步普及教育和提 高人力資本的潛力趨于消失。戈登的研究顯示,這種現象在美國尤為嚴重,特別是在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教育普及率上,美國均在發達國家中居后。
    第 三是收入分配。日趨惡化的收入分配格局,進一步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與社會活力,成為導致長期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實際上,如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 的著名經濟學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顯示,早在經濟繁榮的大穩定時期,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歷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續惡化。盡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 與經濟衰退中,這一局面曾暫時逆轉,但其長期惡化的趨勢并未改變。諾獎得主斯蒂格里茨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中也指出,美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在二戰結 束后的最初30年間曾持續改觀,但在最近30年來卻不斷惡化,并且情況比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主要發達經濟體更令人堪憂。如在1979~2007年 間,即使在扣除稅負后,美國前1%的頂層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了275%,前21%~80%的人群收入增長則低于40%,而末端的20%人群收入僅增長 18%?!案徽哂?,貧者愈貧”的趨勢可見一斑。需要強調的是,如此的分配格局不僅會造成社會動蕩、階層固化,更會嚴重挫傷市場的創新創業活力,阻礙人力 資本積累,抑制消費需求,加重財政壓力。
    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當下及今后的競爭,將會是一場持久的全球改革競爭和創新競爭,我們要力爭比他們更快地完成調整
如果未來較長時期發達經濟體會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態,那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寫我國戰略機遇期的內涵,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和妥善應對。
    首 先,準確評估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平心靜氣接受新常態,不可急于求成。發達經濟體已經步入了以長期停滯為典型特征的新階段,而中國經濟也正步入“結構性減 速”通道,這是無法通過短期政策調整來改變的大趨勢、大背景。因此,我們不能指望依靠外需的迅速回升或海量的政府投資將GDP增速拉升到過去的兩位數。今 后的政策重點應當是在接受7%的中高速增長新平臺的前提下,將政策重點從熨平短期波動轉向關注激勵、競爭、技術進步以及資本形成等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潛力 的長期因素,大力實施放松管制的政策體系和激發市場活力的改革舉措,通過長期努力,切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生產率差距。
    第二,長期停滯會使 得發達經濟體通過各種途徑尋求增長新動力,引發全球新變局。一方面,發達經濟體要依靠新興經濟體廣闊的市場來擴大本國出口,在環保、能源、反恐等方面也需 要與新興經濟體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也必將利用在全球游戲規則中占據的有利位勢,為本國企業謀取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從而獲取增長新動力。例如, 美國積極爭取將“競爭中立”內容寫入雙邊或區域性貿易協定、給中國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等等。雖然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平臺上已經獲得了比以往更多 的發言權,但依舊不能改變舊的全球規則,新興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接受霸權國家設立的各種非中立規則。未來中國需要在全球新規則的制定過程中更多地發 揮主動性、主導性,增強國際話語權。
    第三,增加公共投資成為發達經濟體走出長期停滯的重要選擇,這將會為中國海外投資提供機遇。鑒于非常 規貨幣政策在解決發達經濟體長期停滯問題方面效力有限,直接影響總支出及其結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將會被更多地使用,擴大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投資成為題中 應有之義,中國可以利用這一契機擴大在發達經濟體的海外投資。例如,英美等國都面臨著基礎設施大規模更新換代的局面,OECD預測2010~2030年全 球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將高達53萬億美元。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在英國等國家的政府積極促進中國對本國投資的情況下,中國應當進一步深化企業“走出 去”戰略,幫助企業適應海外市場規則,全球范圍內配置產能,切實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四,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當下及今后的競爭, 將是一場持久的全球改革競爭和創新競爭。當前世界經濟進入了結構調整期和產業轉型期,重大的科技創新乃至產業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正在 興起。這對中國培育發展新優勢和搶占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們要將“結構性減速”視為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內涵,利用增速減緩壓力倒逼 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充分利用和培育我國在若干新技術研發領域的優勢,主動提升制造業技術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同時全面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方 案,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創造力,力爭比發達經濟體更快地完成調整,獲取全球競爭新優勢。中國有句老話:不怕慢就怕站。中國的增速不在于是7%還是5%,而 在于這個增長是否可持續。美國一百多年保持了3%的年均增長,成為全球最大也是最強的經濟體。中國增長若能持續,超越美國就只是時間問題。因此,著眼長 遠,銳意改革才最為根本。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辦公室主任、研究員)

文章分類: 理論研究